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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老產業邁入“幸福時代”?

近日,人社部宣布退休人員人均基本養老金上調5.5%,將有8900多萬企業退休人員、1700多萬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從中受益。
  是不是令人很激動人心,不過悄悄告訴你,養老金漲幅已經是連續兩年下調了——2016年養老金漲幅下降至6.5%,此前,我國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可是連續11年以10%左右的幅度上漲。
  再來看看各地人均養老金數據,排名第二、第三的上海、北京人均養老金分別為3644元/月和3398元/月,是不是頓時累覺不愛?
  而更令人灰心的消息是,2015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“空賬”4.7萬億元,而當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額只有3.5萬億元。
  這表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資產和負債之間缺口會越來越大,預計在不久將來,基金累計結余將會被耗盡。
  就在幾天前,清華大學最新發布的報告同樣也顯示,養老保險基金已出現當期的資金缺口,并動用累計結余來“保發放”,一旦把累計結余用盡,養老保險基金將面臨著崩盤風險。

個人賬戶空賬意味著什么?

如果不動用年輕人個人賬戶里的錢,現在的養老金就無法做到收支平衡。也即是說,我們這些工作的年輕人每月交的養老金并沒有進入我們的個人賬戶,而是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員的“養老金”。

那么問題來了,我們交的養老金并沒有在個人賬戶里,等我們老了,還能領到養老金嗎?我們的養老金錢從哪里來?

之所以有這樣的擔憂是因為中國正在加速“變老”,不僅老齡人口數量首屈一指,老齡化速度也是世界第一,沒有足夠的年輕人填補上越來越多老年人的養老金缺口。

截至2016年底,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.3億,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6.7%,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10.8%,總數高達1.5億。

據預測,我國老年撫養比將由目前的2.8:1達到2050年的1.3:1。而上海又是中國內地最早進入老齡化(1979年)的城市,老齡化程度全國最高,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滬籍人口比重高達30.2%。

按照國際慣例,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%,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%,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處于老齡化社會。

可以說,中國是以跑步姿態進入老齡化時代的。

縱向來看

1982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4.9%,1990年為5.6%,2000年為7.1%,2010年為8.9%,2014年時突破10%大關,預計到2020年老年群體將達到2.43億,約占總人口的18%;本世紀中葉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峰值,超過4億人,屆時每3人中就會有一個老年人。

橫向來看

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長達幾十年到一個世紀,如法國115年,美國60年,德國40年,日本24年,而中國僅用了18年就走完發達國家老齡化的百年歷程。好似初雪,一夜白頭。

與之俱來的問題是嚴峻的養老難題與壓力。

一方面是中國未富先老,1999年末,中國進入國際通行的老齡化階段時,人均GDP僅有840美元,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階段時的水平,在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條件下,一對夫婦同時贍養四位老人和一個甚至兩個小孩壓力山大。

另一方面是相對老齡化速度太快,社會反應太慢。社會養老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并未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準備,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僅為30張,按照國際公認的3名失能老人配備1名護理人員的標準計算,我國需要養老護理人員1000萬人,而全國養老機構護理人員不到30萬人,全國養老機構持證上崗人員不足2萬人。

面對老齡化人口劇增的現實與趨勢,養老產業被提到新高度。

先是2013年9月國務院率先提出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,2016年10月,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,降低準入門檻,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養老服務業。

面對著中國養老產業龐大的市場需求,各方資本也已經摩拳擦掌、聞風而動。

盡管這塊“香饃饃”“看上去很美”,但受困于各種原因,中國養老產業實際上面臨著“面很寬、利很窄”的現實尷尬。

一則,“公立難進,私立難營”的現象普遍存在。

一方面

公立養老機構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都無可挑剔,有的甚至堪比“豪華公館”,但主要卻被退休老干部、“關系戶”所占據著,而且收費也不菲,普通老百姓往往只能望而興嘆;

另一方面

民營養老機構雖然價格低廉、入住門檻低,但受限于城市中心寸土寸金、沒有規劃用地等現實,往往因“逃離城市”,而使得相關配套設施“略遜一籌”,并因此而難以吸引顧客,進而陷入經營困難。

二則,貧富差距的客觀存在,使得真正養得起老的仍然只是少數。

這就意味著,對于絕大多數月收入僅為3000元左右的低收入階層來說,養老院養老模式仍舊是“遙不可及”的事情。

三則,獨生子女時代的到來。

“四二一”家庭結構的形成,使得50、60后的養老問題異常尖銳,因為二人微薄的薪水在四位老人的養老面前顯然“杯水車薪”。

四則,養老產業本身“投入大、周期長、周轉慢”的特點,也使得整個行業“利很窄”。

從更深層面來講,“面很寬、利很窄”局面的形成,既有體制機制等外在因素,也有思想觀念的內在緣由。

具體說來,外在原因有:

其一

養老產業被地產開發所“異化”:養老產業高風險、高投入、回收慢的特性,本來就讓投資者望而卻步,而即便是真正涉足者,也多是以開發養老產業之名行房地產開發之實,“掛羊頭賣狗肉”,通過低價拿地、優惠財稅政策等“大撈一筆”。

其二

土地政策的束縛:土地一直是養老產業繞不過去的“火焰山”,因為涉及到土地及規劃,但現有的城市規劃中并沒有專項用于養老的土地。

其三

對民間資本“既鼓勵又限制”的“雙重標準”,使得它們不是因不明就里而競相觀望,就是因“摸不著頭腦”而不知所措。

其四

外資受阻:外資養老機構在融資服務、財稅支持、土地使用、醫保定點等方面的先天不足,致使它們無法平等地參與競爭,因此,養老產業也就難以吸引大規模的外資。

就內在緣由而言,中國養老的傳統思想觀念,更是讓養老產業的發展荊棘叢生、步履維艱。

毋庸置疑,在中國的傳統思想觀念里,生兒育女甚至“不惜一切代價多生兒女”的最終目的,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“養兒防老”或“老有所養”。

但如若子女居然膽敢忘卻“一把屎一把尿拉扯長大”的養育之恩,把父母“拋棄”到養老院去“孤獨終老”,讓父母“靈魂最后一程從家里走”的愿望都無法實現,那么子女不僅要面對“親人反目”的家庭風險,也會背負“不孝之子”的社會道德壓力——畢竟,“百善孝為先”。

如此一來,條件再好的養老機構在強大的傳統思想觀念面前也會“黯然失色”。

如此情形下,當下的養老產業還只是處于萌芽期,還需要時間等待噴薄“錢景”時刻的到來。生產、生活、教育方式以及思想觀念的重大變化,則預示著整個養老產業的“幸福時代”即將開啟。

一則,信息時代對工業時代生產方式的版本升級,高效、集約、智能的生產方式對于物質生產活動者的“全面解放”,意味著服務業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,而作為服務業重要環節的養老產業,勢必迎來前所未有的“歷史機遇期”。

二則,生產方式的版本升級意味著生活方式也將隨之“螺旋式上升”,以物質享受為主的生活方式也將讓位于以精神享受為主的生活方式,而“工作是為了生活”對“生活是為了工作”的歷史性顛覆,則預示著休閑、娛樂、創意、養老等活動將占據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——屆時,養老產業也會成為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部分。

三則,信息時代的信息大爆炸、知識對稱化,以及“學生老師坐在同一條板凳上”,致使傳統的教育方式難以為繼,而自助、互動、體驗式的教育方式將會風生水起——教育方式的變化勢必引導“獨立”、“自主”人格的形成,而后者將會打破傳統家庭結構,使養老“不僅是家庭的事情,更是個人的事情”——如此,養老產業成為每個個體的“必需品”。

四則,生產、生活、教育方式的重大切換,以及隨之而來的家庭結構的變化,將會對傳統的養老觀念形成巨大沖擊。思想觀念上的重大變化,勢必進一步“催化”養老產業的發展壯大——屆時,養老產業的“幸福時代”才近在咫尺了。

新聞來源: 中國養老網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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